“中国最美小鸟”蓝喉蜂虎现身闽北
“中国最美小鸟”蓝喉蜂虎现身闽北
“中国最美小鸟”蓝喉蜂虎现身闽北
泉州自古桥梁众多(zhòngduō)，在此背景下，记述造桥、修桥(xiūqiáo)历史信息的桥碑应运而生。桥碑起初只为简单记录修桥者、捐资者姓名以及修桥时间等(děng)，之后渐渐承载了更为厚重的信息，甚至成为在地(dì)文化的一种精神载体。每一块古桥碑，都是(shì)时光长河里凝固的驿站，是人生旅途中矗立的无声丰碑。
□泉州晚报社融媒体记者 吴拏(ná)云 文/图（除署名外）
泉州(quánzhōu)府文庙广场前(qián)的(de)八封沟上有洙泗桥，桥畔立有“洙泗桥”桥碑。此碑高227厘米，宽92厘米，厚18厘米。桥碑正中央“洙泗桥”三字榜书竖排，雍容方正，尽显庙堂之气。碑的左下方小字(xiǎozì)竖书“嘉靖乙卯冬立石”。嘉靖乙卯为嘉靖三十四年（1555），如此一(yī)算，这块桥碑已有470年的历史。
泉州府(fǔ)文庙洙泗桥桥碑
“洙泗”二字具有深厚的(de)文化渊源。孔子(kǒngzi)晚年在山东的洙河、泗河之间设立洙泗讲堂，传道授业。孔子去世(qùshì)后，洙泗讲堂成了纪念和祭祀孔子的重要(zhòngyào)场所。唐时，唐太宗李世民加封孔子为“先圣”，唐高宗又加封孔子为“文宣王”，所以洙泗讲堂又称先圣讲堂。到了宋代，孔子被加封为“先圣文宜王”，成了“至圣”“万世师表”。元代，洙泗讲堂改称洙泗书院(shūyuàn)。明嘉靖三年（1524），山东巡按御史李献重修洙泗书院，正殿三间用以祭祀孔子及儒家“四配十二哲”，东庑(wǔ)、西庑用以祭祀孔子众(zhòng)弟子，自此奠定(diàndìng)洙泗书院格局。因圣人圣迹(shèngjì)，“洙泗”成儒学文脉的重要象征之一。所以，一般祭祀孔子的地方常会出现与(yǔ)“洙泗”有关的风物。
宋人李弥逊有诗(shī)曰：“洙泗流风远，仪型世有人。”孔子思想与儒家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体和根基，是人类文明宝库中东方智慧的瑰宝。纵然(zòngrán)许多事物“逝者如斯夫”，但(dàn)有的却能历久弥新，与时间同趋永恒。古时，这座洙泗桥是泉州士子进入府文庙的必经之路(bìjīngzhīlù)，见证一代代鸿儒硕学的奋斗足迹。而今，府文庙依旧以其(qí)独特的氛围吸引着无数学子前来感受文化熏陶(xūntáo)，洙泗桥青石板上回响的正是新时代(shídài)的杏坛弦歌。
离洙泗桥不远的后城街八卦沟边祖师巷内，还站着一方清康熙五十二年(wǔshíèrnián)（1713）所立的《泉州文庙(wénmiào)洙泗桥示禁碑》。此碑原立于洙泗桥旁，后移至今处。碑文晓谕府文庙附近邑民不可侵占府文庙的桥沟等地，否则一概究治(jiūzhì)。从此一碑，亦可见数百年来(lái)为守护泉州文化心脉(xīnmài)的努力。
王十朋与蔡襄“隔空(gékōng)对话”
泉州民间有谚语：“站如(rú)东西塔，卧如(wòrú)洛阳桥。”从这句谚语亦不难看出，泉州人对于洛阳桥的喜爱。这座跨海石桥的建造始于宋皇祐五年（1053），当时(dāngshí)由泉州开元寺僧人宗已和(hé)郡人王实、卢锡(lúxī)合力筹建，但最初因资金、技术、人力等现实(xiànshí)问题，造桥工程并不顺利。嘉祐三年(sānnián)（1058），名宦蔡襄二度出知泉州，洛阳桥的建设(jiànshè)迎来了(le)“历史最强援”。在蔡襄的亲自督办下，经艰苦努力，洛阳桥终于在嘉祐四年（1059）十二月建成，历时6年8个(gè)月。落成后的洛阳桥（万安桥），成了当时泉州北上福州乃至内陆腹地的交通枢纽，在泉州水陆复合运输网络的发展(fāzhǎn)中具有开拓性的里程碑意义。自宋而(ér)下，立于洛阳桥桥中亭及附近的石碑刻众多，它们汇聚成该桥的“碑林博物馆”，共同承载漫长岁月里的记忆，讲述着古桥曾经的岁月，也是如今游览洛阳桥的一大亮点。
洛阳桥桥中亭(zhōngtíng)碑刻不少
《万安桥记》碑是第一方讲述该桥故事的桥碑，碑文由蔡襄亲书：“（万安桥）渡实支海，去(qù)舟而徒，易(yì)危而安(wēiérān)，民莫不利。职其事者，卢锡、王实、许忠，浮图义波、宗善等，十有(shíyǒu)五人。既成，太守(tàishǒu)莆阳蔡襄为之(zhī)合乐宴饮而落之。”碑记落笔镌史(juānshǐ)，也(yě)令(lìng)造桥的主事人名垂青史。《万安桥记》现存(xiàncún)碑刻分上、下二碑，上碑为北宋原刻，原露天立于洛阳桥岸左，宣和间（1119—1125）由蔡襄曾孙蔡桓拓本重刻立于洛阳桥南蔡襄祠内。此碑不仅书法雄浑朴茂、端庄沉稳，而且文字精练，镌刻精致，被今人誉为文、书、镌“三绝”；下碑为1963年摹拟原作重刻。《万安桥记》碑具有极高价值，堪称“闽地桥梁第一碑”。
蔡襄的《万安桥记》碑(bēi)书法雄浑朴茂
南宋状元名臣王十朋(wángshípéng)是蔡襄的(de)“小迷弟”。南宋乾道(sòngqiándào)四年（1168），57岁的王十朋出知泉州，虽然已近耳顺之年，但王十朋对于蔡襄的炽爱未曾消减半分，一到泉州他(tā)便四处寻访与(yǔ)(yǔ)蔡襄有关的遗迹，洛阳桥自然(zìrán)也是非去不可的。在参观完洛阳桥与《万安桥记》碑，并至桥南蔡襄祠内祭拜蔡襄后，王十朋感慨之余，写下《洛阳桥》诗(shī)：“北望中原万里遥(yáo)，南来喜见洛阳桥。人行跨海金鳌背，亭压横空玉虹腰。功不自成(zìchéng)因砥柱，患宜预备有风潮。蔡公力量真刚者，遗爱胜于郑国侨。”之后，又赋《蔡端明祠堂(cítáng)(cítáng)》诗曰：“公昔自禁从，再来临此邦(cǐbāng)。河梁一何壮，笔力独能扛。政绩留南纪，祠堂枕大江。山川与人物，今古两无双。”这无疑是他与蔡襄的“隔空对话”。后来，王十朋也向蔡襄学习，在泉州履职期间，关心民瘼，清节似水，播德宣猷，深受泉州吏民爱戴。蔡襄、王十朋，两代名宦的故事，成为洛阳桥挥之不去的记忆。
纵览(zònglǎn)历史，自洛阳桥建成的900多年来，历朝历代组织过17次修复工程。与洛阳桥重修(chóngxiū)相关的桥碑，如《泉州(quánzhōu)府修万安桥记》《重修洛阳桥碑记(bēijì)》《重修万安桥记》《重修万安桥北记》《清嘉谟重修万安桥碑记》《清沈汝瀚重修万安桥记》等，也为后世(hòushì)记录了洛阳桥的“独特履历”。
独特的(de)《剔奸保民》碑
安平桥，俗称“五里桥”，又名“西桥”“安海西(hǎixī)桥”，横贯于闽南沿海的晋江(jìnjiāng)安海和南安水头，是中世纪(zhōngshìjì)世界最长的跨海梁式石桥。该桥始建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绍兴二十二年（1152）全线贯通，投入使用(tóurùshǐyòng)。长久以来，安平桥这一伟大的桥梁工程为(wèi)民众所称赞，以“卧龙”“巨虹”等(děng)壮丽称号闪耀于碑刻、志书、文献、诗赋之中。
安平桥公园(gōngyuán)风景如画（陈起拓 摄）
《重修安平桥(ānpíngqiáo)记》碑是安平桥留存下的(de)最早的桥碑，勒于明天顺三年（1459）。现碑嵌于桥的中亭东侧墙体，碑额篆书横排，碑文则为楷书竖排。碑文启首一句便(biàn)写道：“安平桥者，乃宋绍兴(shàoxīng)间(jiān)有室赵令衿摄郡作成之……”赵令衿系宋朝宗室，宋太祖赵匡胤次子燕王赵德昭的玄孙，绍兴二十一年(èrshíyīnián)（1151）出任泉州太守。《泉州府志(fǔzhì)·名宦》记载他“博学能文，在郡留意教养，在任十几年，大有政绩”。赵令衿在泉时(shí)最大功绩就是促成安平桥的建成。宋绍兴八年（1138），僧祖派始建安平桥，安海海商黄护、僧智渊带头捐钱倡建。由于工程浩大，造桥进展缓慢。绍兴二十一年赵令衿出守泉州后，续建安平桥，越年建成。因桥全长约五华里，故别名“五里桥”。安平桥不仅长，形式也不单调。它(tā)的桥墩采用花岗岩条石横直交错叠砌而成，有长方形、单边船形和双边船形三种形式。安平桥的建成，不但(bùdàn)便利民间(mínjiān)往来，对于繁荣当时的泉州社会经济，发展海外贸易，同样具有十分(shífēn)重要的意义(yìyì)。《南安县志》载有赵令衿撰写的咏安平桥诗：“为问平安(píngān)道，驱车夜已分。人家无犬吠，门巷(ménxiàng)有炉熏。月照新耕地，山收不断(bùduàn)云。梅花迎我(wǒ)笑，为报小东君。”赋诗之余，赵令衿还亲撰《石井镇安平桥记》碑文，记述建桥经过(jīngguò)并描绘桥梁之雄伟外观，同时表明他对建桥事业的重视。惜原碑(yuánbēi)早废，碑文尚见载于《安海志》中。
安平桥上迄今保存着众多的(de)碑记、石刻，详细记载着建桥历史和历代修葺(xiūqì)等(děng)方面的史实。根据碑记石刻载述，由明至清，安平桥共有15次重修(chóngxiū)，其中比较重要的修缮有7次。在安平桥中亭周围的十几方古代重修碑记中，最早的是明天顺三年，最晚(zuìwǎn)的是清光绪十二年（1886）。其中一方《剔奸保民》碑是古代廉政文化(liánzhèngwénhuà)的重要记录。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盐馆干办洪达借派销食盐之机，向安海民众额外勒索盐税，导致民怨沸腾(mínyuànfèiténg)。当地百姓柯思淑等人联合向官府申诉，最终由道(yóudào)台谭尚忠受理此案，查实洪达的违法行为后予以严惩，并免除(miǎnchú)冗税。案件审结后，于(yú)乾隆二十八年立《剔奸保民》碑于中亭，以警示官吏、守护民生。
清代官员徐汝澜(xúrǔlán)在出知晋江时，曾修缮(xiūshàn)晋江旧铺桥、惠济桥两座古桥，后来他(tā)又两度参与(yǔ)重修安平桥(ānpíngqiáo)(ānpíngqiáo)。在这期间，他也由晋江知县一职，擢升为台湾知府，再迁任泉州知府。安平桥上有(yǒu)三方碑刻与徐汝澜有关：一方《重修安平桥记》碑今在安平桥中亭，碑文由时任台湾知府的徐汝澜亲撰。碑文细述了(le)徐汝澜捐俸议修安平桥，绅士耆老踊跃参与，于(yú)清嘉庆十二年六月至隔年九月修缮了安平桥的过程。与该碑并立的还有一块《万古流芳》碑，记载此次重修安平桥士民捐资(juānzī)之芳名录。这两方碑刻均立于清嘉庆十三年（1808）。在中亭另有一方《重修安平桥记》碑，是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立，同样是徐汝澜撰文，此时的他已(yǐ)出任泉州知府。碑额浮雕双龙护牌，牌中竖刻篆书“皇清”二字。碑文记述清嘉庆二十年徐汝澜知郡事再至泉州，得知安平桥桥圮后捐俸倡议重修。修桥工程于嘉庆二十一年夏仲(xiàzhòng)告竣。徐汝澜修桥不仅为地方建设(jiànshè)作出贡献，也为他赢得了士民的赞誉，攒下良好的官声。后来民众还为徐汝澜建长生祠于晋江龙山寺(lóngshānsì)东。
1938年，弘一大师由(yóu)漳州经同安梵天寺前往安海时，路过安平桥。感怀于古桥的雄健，大师立于桥上，静听潮音低徊(dīhuái)，心驰而神往。后来弘一大师驻锡于安平桥上的水心亭澄渟院(chéngtíngyuàn)，达一个月之久。在此期间，弘一大师书写条幅数百广结善缘，并撰下“如来境界无有边际，普贤身(shēn)相犹如虚空”“戒是无上菩提本，佛为一切(yīqiè)智慧灯(dēng)”等楹联，传为佳话。
石笋桥，今称笋江桥，位于鲤城区新门外“石笋”古迹(gǔjì)附近的笋江上，曾名履坦桥、济民桥、通济桥、浮桥(fúqiáo)等，始建于宋(sòng)。旧时其南岸有妈祖宫、观音寺、浮桥古街，北端连接(liánjiē)黄甲街、接官亭、山川坛，曾是泉州古城通往西南方向的乡村和同安、厦门(xiàmén)、南安、安溪等地的交通要道。
王恕思(wángshùsī)所撰《重修石笋桥记》碑
笋江旧以舟渡，北宋皇(huáng)祐(yòu)元年(yuánnián)（1049），泉州(quánzhōu)知州陆广始造舟为梁，建“浮桥”以渡行人。嘉祐六年至八年（1061—1063），泉州知州卢革及僧本观重修，又于两岸作亭以翼卫，改名“济民桥(jìmínqiáo)”。元丰七年（1084），转运通判谢仲规复修，更名“通济桥”。
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提刑官陈革与其弟陈知柔共同谋划，签书枢密院事梁克家、僧人(sēngrén)文会从旁臂助，将(jiāng)浮桥改建为石桥。工程至乾道五年（1169）完工，耗时近10年。改造后，桥梁成为石质平板桥，桥面由94块1米多厚、14米长的巨大条石铺成。为解决两桥墩间的跨度过长问题，桥梁还采用“伸臂式”的砌筑方法。这种伸臂结构设计最早见于中原地区(zhōngyuándìqū)，宋时应用于泉州桥梁上，无疑(wúyí)体现出泉州对中原地区先进桥梁建造工艺的继承。尽管此时桥已成为石桥，但民间一直保留(bǎoliú)“浮桥”称呼至今。乾道六年（1170），泉州太守王十朋(wángshípéng)出城迎接贵宾时途经石笋桥，得以“过而观之(zhī)”。王十朋作诗纪曰：“刺桐为城石为笋，万壑西来流不尽(bùjìn)。黄龙窟宅占江头，呼吸风涛势湍紧。怒潮拍岸鸣(míng)霹雳，淫潦滔天没畦(méiqí)畛。行人欲渡无翼飞，鱼腹蛟涎吁可悯(kěmǐn)……世无刚者(zhě)桥岂成？名与万安同不泯。”对陈革等人的造桥功绩，赞不绝口。诗文亦(yì)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泉州人特有的精神气质。“世无刚者桥岂成”绝非浮夸之辞，而是(érshì)泉州人在面对浩瀚江海时用意志熔炼(róngliàn)出的兴桥宣言，字里行间浸透的是闽南人“爱拼敢赢(yíng)”的勇毅与开拓精神。
据《重修(chóngxiū)通济桥记》载(zài)，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僧了性在石笋桥北复(qiáoběifù)修三小石桥，于是“桥之北相贯联络，以达于临漳之门”。这三(zhèsān)小桥后被称为棠阴桥、甘棠桥、龟山桥。三座小石桥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仅留残迹，现已修复。《重修通济桥记》桥碑旧已佚，碑文见《晋江县(jìnjiāngxiàn)志》。
古时，“笋江夜色”为泉州八景之一。相传，每逢月上中庭，由石笋桥上向下观望(guānwàng)，桥孔间即会倒映出一轮明月，其景如画，令人痴醉(chīzuì)。
不过，石笋桥也是(shì)命运多舛的。明嘉靖三十七年(sānshíqīnián)（1558）五月，倭寇袭击(xíjī)泉州时，曾在(zài)石笋桥上驻扎29天，后又经此攻打南安，封楼和官民廨舍化为焦土。嘉靖四十年，官兵断桥拒倭，“久之复修筑(xiūzhù)”。清康熙十六年至十七年（1677—1678），郑经部队在攻击清军时，曾两次炸断石笋桥，“以(yǐ)拒追兵”。1938—1939年，日军侵华时，日机(rìjī)曾炸断石笋桥。兵燹不断，加上自然灾害等(děng)，使得桥梁多次倾崎、塌陷甚至崩断。也正因此，明清时期石笋桥曾历多次重修。最为人所熟知的一次当是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四月，施琅将军捐(juān)俸大修石笋桥，第二年八月竣工(jùngōng)。乡绅为此事立下《施琅主持(zhǔchí)募捐修造浮桥碑》，碑文称：“康熙癸亥，少保将军靖海侯施公(shīgōng)，平定台湾旋师，捐俸修造安平西桥、郡城南桥，以次告竣。西隅士庶复以浮桥倾圮为请，遂蒙将军捐俸千两并集绅士共成盛举。工兴于丁卯年四月，成于戌辰年八月，用志功德(gōngdé)永垂不朽……”该碑立于康熙二十七年，现存于江(yújiāng)岸边。
清雍正(qīngyōngzhèng)四年（1726）、嘉庆十四年（1809）、光绪三十一年（1905），石笋桥(qiáo)又历重修。现笋江桥南岸还保存着(zhe)清嘉庆十四年的《重修石笋桥记》桥碑。
1956年，泉州遭遇大(dà)水灾，为(wèi)改建石笋桥桥梁，桥上石刻、石建筑、塔幢等被拆除。1998年，在古石笋桥上游建起了笋江(sǔnjiāng)大桥，顺利承接起石笋桥沟通南北两岸的“要(yào)道”功能。时至今日，古石笋桥仅存一两截残段，立于笋江粼粼的清波之上，兀自述说着这里(zhèlǐ)的辉煌往事。
泉人与蕃商(shāng)友谊见证物
“江树离离若可齐，江门之水下浯溪。诸峰返照潮声远(yuǎn)，万户沧洲(cāngzhōu)烟火低。来听渔歌鸥泛泛，去随秋色草萋萋。道人那得伤心恨，一任西山送日西。”这首诗(shī)出自明代晋江诗人庄一俊之手。诗中描绘的景色极富(jífù)画面感，又带有忧思绵远的感伤，让(ràng)人读来不免有些神驰天外。但可能很少人能猜到，这首诗描写的是泉州古桥顺济桥的秋景。
顺济桥遗址位于泉州古城南门(nánmén)德济门外，横跨晋江两岸，以近顺济宫（天后宫）而得名，又称浯渡桥、新桥等。该桥于南宋嘉定四年（1211）由泰宁状元(zhuàngyuán)、泉州郡守邹应龙主持建造(jiànzào)，沿用至20世纪。
顺济桥曾(céng)是出入泉州古城商业区的主要通道（泉州晚报资料图）
德济(déjì)门外的晋江属浯江段。这浯江并不简单，它“横贯二里许……其(qí)地下通两粤，上达江浙，实海国之冲衢，江城之险要也(yě)”。这里汇聚了(le)桃源、武荣诸山流(zhūshānliú)，一到(yīdào)下雨天，江水便会暴涨，“巨浪拍天”。古时要在(zài)这样的江面上建一座石桥，谈何容易！但邹应龙(zōuyīnglóng)及时(jíshí)汲取了宋代洛阳桥建造的成功经验，在“维桥之前，累石为堡，以临重渊(zhòngyuān)”，于河床内抛填块石和条石(tiáoshí)固定基础(jīchǔ)。造桥需要大量资金，邹应龙在建造顺济桥时，向蕃商(shāng)发出号召，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而蕃商也没有让邹知州失望，慷慨解囊，踊跃捐资，解决了顺济桥资金的燃眉之急。资金一到位，邹应龙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造好了顺济桥。顺济桥是以太守邹应龙主持、驻泉蕃商集资、泉州工匠打造的方式建设而成的，其本身就是泉州人与外国商人友好往来的见证。据资料显示(xiǎnshì)，古时顺济桥在桥北还特设段木梁吊桥，有警即吊起，以御敌寇。并筑有桥头堡，置戟门，昼开夜闭。南端桥堡上勒有“雄镇天南”四个大字。
顺济桥(shùnjìqiáo)(shùnjìqiáo)建成后历代多有修缮，泉州名人顾珀(gùpò)、何乔远、黄昌遇、怀荫布、萧汉杰等，皆曾为(wèi)之作《记》。嘉靖十四年（1535），在泉州知府王士俊修缮顺济桥后，顾珀为之撰《顺济桥碑记》称：“镇南门外有浯江。江，百溪汇也。江之横二里(èrlǐ)许，亘江之横虹跨于其上而石之，是为顺济桥。宋嘉定四年（1211），实始(shíshǐ)之……”清楚记述了顺济桥的始建时间。
明万历四十年（1612）夏，晋江县令陈宜苏捐俸倡修顺济桥，安溪名士詹仰宪(zhānyǎngxiàn)主修(zhǔxiū)，越年(yuènián)春竣工。何乔远作《重修浯渡桥记》记述此事。碑文称颂陈宜苏在修桥中“为之详计(xiángjì)”之功，另赞詹仰宪“居则布德惠人，动则舍力为公”。
清乾隆十五年（1750），顺济桥因水涨而桥断两道，第二年由泉州知府黄昌遇(huángchāngyù)主持修缮。乾隆十七年（1752），溪流湍激，该桥复圮，双孔通桥栅亭(tōngqiáozhàtíng)尽(jǐn)坍，黄昌遇于(yú)乾隆十八年(shíbānián)（1753）七月复修，第二年十二月竣工。此后，黄昌遇亲撰《重修顺济桥记》并勒于碑。
清乾隆(qīngqiánlóng)二十二年（1757），顺济桥复圮，泉州知府怀荫布与晋江知县干从濂，委托贡监生李保、柯廷锡大修；乾隆二十四年(èrshísìnián)（1759）八月告竣。怀荫布自撰《记》并(bìng)勒石，碑文称：“夫出险履夷，爱民之心也(yě)；兴废举坠，长民之责也。当日邹公俶造即有望于后人之缮修。今也费以(fèiyǐ)累千，迟以岁月，上下交励，绩用底成(dǐchéng)。继自今(jìzìjīn)官斯土者先事图维，因时葺治。俾往来如织之赤子，永免病涉之虞焉，是尤予所望于后人者也。”将修缮桥梁的意义，说得明明白白。
遗憾的是，以上四方重修碑皆已佚失(yìshī)，碑文散见于(sǎnjiànyú)清乾隆《泉州府志》、清道光《晋江县(jìnjiāngxiàn)志》等志书内。而今，顺济古桥也仅剩部分桥面和桥墩，在它的身畔早已屹立起顺济新桥。或许(huòxǔ)，人生如桥，碑如人生，有得必然也会有失。只是岁月沧海横流，总能留下某些痕迹。
刺桐港(gǎng)黄金岁月的标志
历代(lìdài)以来(yǐlái)，铺路修桥(xiūqiáo)被(bèi)普遍视为行善积德、功德无量的公益“众筹”事业。南宋僧人道询一生造桥200余座，其中数座还是古之名桥。景炎元年(1276)，他还被赐号“灵应大师”，其人生履历堪称传奇。
“宝塔亭路”碑与(yǔ)“普济桥渡”碑是道询建造普济桥渡的见证物
普济桥(pǔjìqiáo)渡，又(yòu)称浔尾桥、无尾桥，位于泉州后渚(zhǔ)港北侧（今丰泽区城东街道浔美社区一带）入海处的海上。普济桥渡的建造，是道询急民众之所急、解民众之所困精神的又一次体现。南宋(nánsòng)王象之在《舆地纪胜》称泉州“水路据(jù)七闽之会，梯航通九泽之重”。南宋绍兴(shàoxīng)年(nián)间（1131—1162），刺桐港“通互市于海外者，其国以十数”。海外贸易的激增，是泉州刺桐港迎来“黄金岁月”的标志，这也推动了(le)与港口配套的设施的建设。据文献载，南宋宝庆元(qìngyuán)年（1225）前后(qiánhòu)，后渚港番船云集，桥渡吞吐量有限，装卸货码头严重不足，造成(zàochéng)海上贸易的诸多不便。宝庆二年（1226）春，道询主持募捐建造普济桥渡，绍定三年（1230）夏竣工并投入使用，缓解了后渚港码头海上贸易装卸货的紧张状态。
所谓“桥渡”，即伸入海中的(de)码头(mǎtóu)。相传普济桥(pǔjìqiáo)渡长约(yuē)七八百米，石桥东侧古有一座航标塔。此桥专供海船装卸、交易货物使用。在现今浔美社区(shèqū)的青莲寺中，仍存(réngcún)两块石碑。一块正面碑额镌“普济桥渡”；另一块碑额镌刻“宝塔亭路”。碑刻内容记录僧人(sēngrén)道询主持建造普济桥渡和宝塔亭路时的捐款人及捐款额。“宝塔亭路”碑的碑文记载称：“宝庆丙戌（1226）季春始约，绍定庚寅（1230）孟夏圆成。主缘道询谨题。”这是道询建造普济桥渡的见证物。
在修建普济桥(qiáo)渡之后，道询又(yòu)相继建成了弥寿桥、清风桥、登瀛桥等桥。累累功绩，言之难尽。
“开闽文宗”吟啸之地(dì)
吟啸桥，俗称“隐龟桥”，位于(wèiyú)晋江市梅岭街道双沟社区内，其址在潘湖南(húnán)畔。该桥始建于唐，最初为木桥，据明万历(míngwànlì)《泉州府志(fǔzhì)》载，建造者为日映禅师（清乾隆(qīngqiánlóng)《泉州府志》记为日辉禅师）。后来刺史王延彬、余廷英相继修葺。宋咸平年间（998—1003），“邑人王养及僧行珍始为石桥”。
吟啸桥保存较好(hǎo)，仍可通行。
“吟啸”之名据说与“开闽文宗”欧阳詹(zhān)有关。《福建通志·卷8》载曰：“桥以欧阳詹尝游憩啸咏(xiàoyǒng)于此(cǐ)，故名。”相传欧阳詹少时读书龙头岭（位于吟啸桥西北的紫帽山侧），往来潘湖村(pānhúcūn)，必经此桥，常在桥上吟啸。
宋时(sòngshí)，吟啸桥是南北陆上交通要道。往北经御赐桥、新桥(xīnqiáo)入泉州城，再出城北洛阳桥，便(biàn)可通达福州；往南经古陵，过康店驿，可达漳、厦。
明人庄一俊曾作《咏吟啸桥》诗云：“欧子考盘处，潘湖(pānhú)是故村。偶寻山水迹，乘兴到(dào)桥门。逝者空怀古，鸥来欲断魂。平田野(tiányě)望阔，吾此驻黄昏。”
如今，在(zài)吟啸桥(yínxiàoqiáo)北立有一方(yīfāng)《重修吟啸桥记》碑。该碑由清代文林郎庄(lángzhuāng)文进撰文(zhuànwén)，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立。碑文记述乾隆三十二至三十八年（1767—1773）重修吟啸桥的经历，并录(bìnglù)有捐资人名百余。通过该碑可知，当时重修是由晋江司训李保首倡，他“料工召匠，指画成规，并捐金为倡”。倡修者还包括生员李瑚琏，同时有赴台湾垦荒致富的中宪大夫、乡绅吴洛捐资助修，该碑也(yě)成为晋江与台湾渊源研究(yánjiū)的实证。此外，碑文首段即对“吟啸”之名来历加以(jiāyǐ)阐述：“昔欧阳行周（欧阳詹）先生居潘湖，常乘小舟往来吟啸于烟浦之下，后人因以名其村(qícūn)与桥。桥以‘吟啸’名，志前贤旧迹也。”
传奇名将兑现儿时(érshí)心愿
濠溪桥(xīqiáo)，又名龙津桥、河市(héshì)桥，位于洛江区河市镇河市村、霞溪村之间，由僧人宗爽始建于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原系木梁桥，后(hòu)遭火毁；南宋绍兴(shàoxīng)年间（1131—1162）重建，名“濠溪桥”；嘉定六年(liùnián)（1213）杨炳又重建，改名龙津桥；明隆庆三年（1569），抗倭名将、都督俞大猷捐俸重修濠溪桥，将其建为石梁桥。古桥原为(yuánwèi)6墩7孔，其中有5个船形墩，每孔架上(shàng)石板梁5根(gēn)，每根石板梁重约(yuē)4.8吨。1959年，濠溪桥进行加固改造，使桥面整体抬高约1.68米。后来又进行第二次拓宽改造，在上游桥墩的轴线上架起7根辅助柱。
俞大猷(dàyóu)(yúdàyóu)出生于河市，重修濠溪(xī)桥是他情系桑梓的(de)一种表现。濠溪桥头的观音庙旁迄今仍存有明、清重修碑三通。其中一方是俞大猷亲撰的《重建濠溪桥碑》，该碑碑文记载了他重修濠溪桥的因缘故事：大猷9岁时，有一天随父亲(fùqīn)俞广赞到叔(shū)祖父家(jiā)探亲。路过濠溪桥头，看到始建(shǐjiàn)于宋的濠溪桥只剩下(shèngxià)孤零零的桥墩，溪上无梁木可行，行人只好蹚水涉险过河。一问，方知(fāngzhī)是几天前樵夫不小心将桥板烧毁了。大猷见此情形便立誓说等自己长大后，必要重建此桥，以利行走。人小志向大，俞大猷这番话获得父亲的鼓励，而他也悄然谨记于心(yúxīn)。隆庆年间，因抗倭扬名的俞大猷官封右(guānfēngyòu)都督，捐俸建造了濠溪石桥，既是安慰父亲在天之灵，也是了却儿时心愿，为家乡人民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该碑书体端庄凝重，结构严谨，是研究俞大猷及闽南桥梁历史的重要物证。
俞大猷为帅时(shí)，在福建与广东等(děng)地与戚继光联手抗倭(kàngwō)，曾(céng)大败倭寇于兴化城，又与倭寇战于广东的饶平、惠州、潮州一带，使倭寇一听“俞家军”至，闻风丧胆。时人将他与戚继光并称为“俞龙戚虎”，是流芳百世的抗倭英雄。他与濠溪桥的故事，为名将传奇再添注脚。
泉州自古桥梁众多(zhòngduō)，在此背景下，记述造桥、修桥(xiūqiáo)历史信息的桥碑应运而生。桥碑起初只为简单记录修桥者、捐资者姓名以及修桥时间等(děng)，之后渐渐承载了更为厚重的信息，甚至成为在地(dì)文化的一种精神载体。每一块古桥碑，都是(shì)时光长河里凝固的驿站，是人生旅途中矗立的无声丰碑。
□泉州晚报社融媒体记者 吴拏(ná)云 文/图（除署名外）
泉州(quánzhōu)府文庙广场前(qián)的(de)八封沟上有洙泗桥，桥畔立有“洙泗桥”桥碑。此碑高227厘米，宽92厘米，厚18厘米。桥碑正中央“洙泗桥”三字榜书竖排，雍容方正，尽显庙堂之气。碑的左下方小字(xiǎozì)竖书“嘉靖乙卯冬立石”。嘉靖乙卯为嘉靖三十四年（1555），如此一(yī)算，这块桥碑已有470年的历史。
泉州府(fǔ)文庙洙泗桥桥碑
“洙泗”二字具有深厚的(de)文化渊源。孔子(kǒngzi)晚年在山东的洙河、泗河之间设立洙泗讲堂，传道授业。孔子去世(qùshì)后，洙泗讲堂成了纪念和祭祀孔子的重要(zhòngyào)场所。唐时，唐太宗李世民加封孔子为“先圣”，唐高宗又加封孔子为“文宣王”，所以洙泗讲堂又称先圣讲堂。到了宋代，孔子被加封为“先圣文宜王”，成了“至圣”“万世师表”。元代，洙泗讲堂改称洙泗书院(shūyuàn)。明嘉靖三年（1524），山东巡按御史李献重修洙泗书院，正殿三间用以祭祀孔子及儒家“四配十二哲”，东庑(wǔ)、西庑用以祭祀孔子众(zhòng)弟子，自此奠定(diàndìng)洙泗书院格局。因圣人圣迹(shèngjì)，“洙泗”成儒学文脉的重要象征之一。所以，一般祭祀孔子的地方常会出现与(yǔ)“洙泗”有关的风物。
宋人李弥逊有诗(shī)曰：“洙泗流风远，仪型世有人。”孔子思想与儒家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体和根基，是人类文明宝库中东方智慧的瑰宝。纵然(zòngrán)许多事物“逝者如斯夫”，但(dàn)有的却能历久弥新，与时间同趋永恒。古时，这座洙泗桥是泉州士子进入府文庙的必经之路(bìjīngzhīlù)，见证一代代鸿儒硕学的奋斗足迹。而今，府文庙依旧以其(qí)独特的氛围吸引着无数学子前来感受文化熏陶(xūntáo)，洙泗桥青石板上回响的正是新时代(shídài)的杏坛弦歌。
离洙泗桥不远的后城街八卦沟边祖师巷内，还站着一方清康熙五十二年(wǔshíèrnián)（1713）所立的《泉州文庙(wénmiào)洙泗桥示禁碑》。此碑原立于洙泗桥旁，后移至今处。碑文晓谕府文庙附近邑民不可侵占府文庙的桥沟等地，否则一概究治(jiūzhì)。从此一碑，亦可见数百年来(lái)为守护泉州文化心脉(xīnmài)的努力。
王十朋与蔡襄“隔空(gékōng)对话”
泉州民间有谚语：“站如(rú)东西塔，卧如(wòrú)洛阳桥。”从这句谚语亦不难看出，泉州人对于洛阳桥的喜爱。这座跨海石桥的建造始于宋皇祐五年（1053），当时(dāngshí)由泉州开元寺僧人宗已和(hé)郡人王实、卢锡(lúxī)合力筹建，但最初因资金、技术、人力等现实(xiànshí)问题，造桥工程并不顺利。嘉祐三年(sānnián)（1058），名宦蔡襄二度出知泉州，洛阳桥的建设(jiànshè)迎来了(le)“历史最强援”。在蔡襄的亲自督办下，经艰苦努力，洛阳桥终于在嘉祐四年（1059）十二月建成，历时6年8个(gè)月。落成后的洛阳桥（万安桥），成了当时泉州北上福州乃至内陆腹地的交通枢纽，在泉州水陆复合运输网络的发展(fāzhǎn)中具有开拓性的里程碑意义。自宋而(ér)下，立于洛阳桥桥中亭及附近的石碑刻众多，它们汇聚成该桥的“碑林博物馆”，共同承载漫长岁月里的记忆，讲述着古桥曾经的岁月，也是如今游览洛阳桥的一大亮点。
洛阳桥桥中亭(zhōngtíng)碑刻不少
《万安桥记》碑是第一方讲述该桥故事的桥碑，碑文由蔡襄亲书：“（万安桥）渡实支海，去(qù)舟而徒，易(yì)危而安(wēiérān)，民莫不利。职其事者，卢锡、王实、许忠，浮图义波、宗善等，十有(shíyǒu)五人。既成，太守(tàishǒu)莆阳蔡襄为之(zhī)合乐宴饮而落之。”碑记落笔镌史(juānshǐ)，也(yě)令(lìng)造桥的主事人名垂青史。《万安桥记》现存(xiàncún)碑刻分上、下二碑，上碑为北宋原刻，原露天立于洛阳桥岸左，宣和间（1119—1125）由蔡襄曾孙蔡桓拓本重刻立于洛阳桥南蔡襄祠内。此碑不仅书法雄浑朴茂、端庄沉稳，而且文字精练，镌刻精致，被今人誉为文、书、镌“三绝”；下碑为1963年摹拟原作重刻。《万安桥记》碑具有极高价值，堪称“闽地桥梁第一碑”。
蔡襄的《万安桥记》碑(bēi)书法雄浑朴茂
南宋状元名臣王十朋(wángshípéng)是蔡襄的(de)“小迷弟”。南宋乾道(sòngqiándào)四年（1168），57岁的王十朋出知泉州，虽然已近耳顺之年，但王十朋对于蔡襄的炽爱未曾消减半分，一到泉州他(tā)便四处寻访与(yǔ)(yǔ)蔡襄有关的遗迹，洛阳桥自然(zìrán)也是非去不可的。在参观完洛阳桥与《万安桥记》碑，并至桥南蔡襄祠内祭拜蔡襄后，王十朋感慨之余，写下《洛阳桥》诗(shī)：“北望中原万里遥(yáo)，南来喜见洛阳桥。人行跨海金鳌背，亭压横空玉虹腰。功不自成(zìchéng)因砥柱，患宜预备有风潮。蔡公力量真刚者，遗爱胜于郑国侨。”之后，又赋《蔡端明祠堂(cítáng)(cítáng)》诗曰：“公昔自禁从，再来临此邦(cǐbāng)。河梁一何壮，笔力独能扛。政绩留南纪，祠堂枕大江。山川与人物，今古两无双。”这无疑是他与蔡襄的“隔空对话”。后来，王十朋也向蔡襄学习，在泉州履职期间，关心民瘼，清节似水，播德宣猷，深受泉州吏民爱戴。蔡襄、王十朋，两代名宦的故事，成为洛阳桥挥之不去的记忆。
纵览(zònglǎn)历史，自洛阳桥建成的900多年来，历朝历代组织过17次修复工程。与洛阳桥重修(chóngxiū)相关的桥碑，如《泉州(quánzhōu)府修万安桥记》《重修洛阳桥碑记(bēijì)》《重修万安桥记》《重修万安桥北记》《清嘉谟重修万安桥碑记》《清沈汝瀚重修万安桥记》等，也为后世(hòushì)记录了洛阳桥的“独特履历”。
独特的(de)《剔奸保民》碑
安平桥，俗称“五里桥”，又名“西桥”“安海西(hǎixī)桥”，横贯于闽南沿海的晋江(jìnjiāng)安海和南安水头，是中世纪(zhōngshìjì)世界最长的跨海梁式石桥。该桥始建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绍兴二十二年（1152）全线贯通，投入使用(tóurùshǐyòng)。长久以来，安平桥这一伟大的桥梁工程为(wèi)民众所称赞，以“卧龙”“巨虹”等(děng)壮丽称号闪耀于碑刻、志书、文献、诗赋之中。
安平桥公园(gōngyuán)风景如画（陈起拓 摄）
《重修安平桥(ānpíngqiáo)记》碑是安平桥留存下的(de)最早的桥碑，勒于明天顺三年（1459）。现碑嵌于桥的中亭东侧墙体，碑额篆书横排，碑文则为楷书竖排。碑文启首一句便(biàn)写道：“安平桥者，乃宋绍兴(shàoxīng)间(jiān)有室赵令衿摄郡作成之……”赵令衿系宋朝宗室，宋太祖赵匡胤次子燕王赵德昭的玄孙，绍兴二十一年(èrshíyīnián)（1151）出任泉州太守。《泉州府志(fǔzhì)·名宦》记载他“博学能文，在郡留意教养，在任十几年，大有政绩”。赵令衿在泉时(shí)最大功绩就是促成安平桥的建成。宋绍兴八年（1138），僧祖派始建安平桥，安海海商黄护、僧智渊带头捐钱倡建。由于工程浩大，造桥进展缓慢。绍兴二十一年赵令衿出守泉州后，续建安平桥，越年建成。因桥全长约五华里，故别名“五里桥”。安平桥不仅长，形式也不单调。它(tā)的桥墩采用花岗岩条石横直交错叠砌而成，有长方形、单边船形和双边船形三种形式。安平桥的建成，不但(bùdàn)便利民间(mínjiān)往来，对于繁荣当时的泉州社会经济，发展海外贸易，同样具有十分(shífēn)重要的意义(yìyì)。《南安县志》载有赵令衿撰写的咏安平桥诗：“为问平安(píngān)道，驱车夜已分。人家无犬吠，门巷(ménxiàng)有炉熏。月照新耕地，山收不断(bùduàn)云。梅花迎我(wǒ)笑，为报小东君。”赋诗之余，赵令衿还亲撰《石井镇安平桥记》碑文，记述建桥经过(jīngguò)并描绘桥梁之雄伟外观，同时表明他对建桥事业的重视。惜原碑(yuánbēi)早废，碑文尚见载于《安海志》中。
安平桥上迄今保存着众多的(de)碑记、石刻，详细记载着建桥历史和历代修葺(xiūqì)等(děng)方面的史实。根据碑记石刻载述，由明至清，安平桥共有15次重修(chóngxiū)，其中比较重要的修缮有7次。在安平桥中亭周围的十几方古代重修碑记中，最早的是明天顺三年，最晚(zuìwǎn)的是清光绪十二年（1886）。其中一方《剔奸保民》碑是古代廉政文化(liánzhèngwénhuà)的重要记录。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盐馆干办洪达借派销食盐之机，向安海民众额外勒索盐税，导致民怨沸腾(mínyuànfèiténg)。当地百姓柯思淑等人联合向官府申诉，最终由道(yóudào)台谭尚忠受理此案，查实洪达的违法行为后予以严惩，并免除(miǎnchú)冗税。案件审结后，于(yú)乾隆二十八年立《剔奸保民》碑于中亭，以警示官吏、守护民生。
清代官员徐汝澜(xúrǔlán)在出知晋江时，曾修缮(xiūshàn)晋江旧铺桥、惠济桥两座古桥，后来他(tā)又两度参与(yǔ)重修安平桥(ānpíngqiáo)(ānpíngqiáo)。在这期间，他也由晋江知县一职，擢升为台湾知府，再迁任泉州知府。安平桥上有(yǒu)三方碑刻与徐汝澜有关：一方《重修安平桥记》碑今在安平桥中亭，碑文由时任台湾知府的徐汝澜亲撰。碑文细述了(le)徐汝澜捐俸议修安平桥，绅士耆老踊跃参与，于(yú)清嘉庆十二年六月至隔年九月修缮了安平桥的过程。与该碑并立的还有一块《万古流芳》碑，记载此次重修安平桥士民捐资(juānzī)之芳名录。这两方碑刻均立于清嘉庆十三年（1808）。在中亭另有一方《重修安平桥记》碑，是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立，同样是徐汝澜撰文，此时的他已(yǐ)出任泉州知府。碑额浮雕双龙护牌，牌中竖刻篆书“皇清”二字。碑文记述清嘉庆二十年徐汝澜知郡事再至泉州，得知安平桥桥圮后捐俸倡议重修。修桥工程于嘉庆二十一年夏仲(xiàzhòng)告竣。徐汝澜修桥不仅为地方建设(jiànshè)作出贡献，也为他赢得了士民的赞誉，攒下良好的官声。后来民众还为徐汝澜建长生祠于晋江龙山寺(lóngshānsì)东。
1938年，弘一大师由(yóu)漳州经同安梵天寺前往安海时，路过安平桥。感怀于古桥的雄健，大师立于桥上，静听潮音低徊(dīhuái)，心驰而神往。后来弘一大师驻锡于安平桥上的水心亭澄渟院(chéngtíngyuàn)，达一个月之久。在此期间，弘一大师书写条幅数百广结善缘，并撰下“如来境界无有边际，普贤身(shēn)相犹如虚空”“戒是无上菩提本，佛为一切(yīqiè)智慧灯(dēng)”等楹联，传为佳话。
石笋桥，今称笋江桥，位于鲤城区新门外“石笋”古迹(gǔjì)附近的笋江上，曾名履坦桥、济民桥、通济桥、浮桥(fúqiáo)等，始建于宋(sòng)。旧时其南岸有妈祖宫、观音寺、浮桥古街，北端连接(liánjiē)黄甲街、接官亭、山川坛，曾是泉州古城通往西南方向的乡村和同安、厦门(xiàmén)、南安、安溪等地的交通要道。
王恕思(wángshùsī)所撰《重修石笋桥记》碑
笋江旧以舟渡，北宋皇(huáng)祐(yòu)元年(yuánnián)（1049），泉州(quánzhōu)知州陆广始造舟为梁，建“浮桥”以渡行人。嘉祐六年至八年（1061—1063），泉州知州卢革及僧本观重修，又于两岸作亭以翼卫，改名“济民桥(jìmínqiáo)”。元丰七年（1084），转运通判谢仲规复修，更名“通济桥”。
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提刑官陈革与其弟陈知柔共同谋划，签书枢密院事梁克家、僧人(sēngrén)文会从旁臂助，将(jiāng)浮桥改建为石桥。工程至乾道五年（1169）完工，耗时近10年。改造后，桥梁成为石质平板桥，桥面由94块1米多厚、14米长的巨大条石铺成。为解决两桥墩间的跨度过长问题，桥梁还采用“伸臂式”的砌筑方法。这种伸臂结构设计最早见于中原地区(zhōngyuándìqū)，宋时应用于泉州桥梁上，无疑(wúyí)体现出泉州对中原地区先进桥梁建造工艺的继承。尽管此时桥已成为石桥，但民间一直保留(bǎoliú)“浮桥”称呼至今。乾道六年（1170），泉州太守王十朋(wángshípéng)出城迎接贵宾时途经石笋桥，得以“过而观之(zhī)”。王十朋作诗纪曰：“刺桐为城石为笋，万壑西来流不尽(bùjìn)。黄龙窟宅占江头，呼吸风涛势湍紧。怒潮拍岸鸣(míng)霹雳，淫潦滔天没畦(méiqí)畛。行人欲渡无翼飞，鱼腹蛟涎吁可悯(kěmǐn)……世无刚者(zhě)桥岂成？名与万安同不泯。”对陈革等人的造桥功绩，赞不绝口。诗文亦(yì)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泉州人特有的精神气质。“世无刚者桥岂成”绝非浮夸之辞，而是(érshì)泉州人在面对浩瀚江海时用意志熔炼(róngliàn)出的兴桥宣言，字里行间浸透的是闽南人“爱拼敢赢(yíng)”的勇毅与开拓精神。
据《重修(chóngxiū)通济桥记》载(zài)，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僧了性在石笋桥北复(qiáoběifù)修三小石桥，于是“桥之北相贯联络，以达于临漳之门”。这三(zhèsān)小桥后被称为棠阴桥、甘棠桥、龟山桥。三座小石桥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仅留残迹，现已修复。《重修通济桥记》桥碑旧已佚，碑文见《晋江县(jìnjiāngxiàn)志》。
古时，“笋江夜色”为泉州八景之一。相传，每逢月上中庭，由石笋桥上向下观望(guānwàng)，桥孔间即会倒映出一轮明月，其景如画，令人痴醉(chīzuì)。
不过，石笋桥也是(shì)命运多舛的。明嘉靖三十七年(sānshíqīnián)（1558）五月，倭寇袭击(xíjī)泉州时，曾在(zài)石笋桥上驻扎29天，后又经此攻打南安，封楼和官民廨舍化为焦土。嘉靖四十年，官兵断桥拒倭，“久之复修筑(xiūzhù)”。清康熙十六年至十七年（1677—1678），郑经部队在攻击清军时，曾两次炸断石笋桥，“以(yǐ)拒追兵”。1938—1939年，日军侵华时，日机(rìjī)曾炸断石笋桥。兵燹不断，加上自然灾害等(děng)，使得桥梁多次倾崎、塌陷甚至崩断。也正因此，明清时期石笋桥曾历多次重修。最为人所熟知的一次当是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四月，施琅将军捐(juān)俸大修石笋桥，第二年八月竣工(jùngōng)。乡绅为此事立下《施琅主持(zhǔchí)募捐修造浮桥碑》，碑文称：“康熙癸亥，少保将军靖海侯施公(shīgōng)，平定台湾旋师，捐俸修造安平西桥、郡城南桥，以次告竣。西隅士庶复以浮桥倾圮为请，遂蒙将军捐俸千两并集绅士共成盛举。工兴于丁卯年四月，成于戌辰年八月，用志功德(gōngdé)永垂不朽……”该碑立于康熙二十七年，现存于江(yújiāng)岸边。
清雍正(qīngyōngzhèng)四年（1726）、嘉庆十四年（1809）、光绪三十一年（1905），石笋桥(qiáo)又历重修。现笋江桥南岸还保存着(zhe)清嘉庆十四年的《重修石笋桥记》桥碑。
1956年，泉州遭遇大(dà)水灾，为(wèi)改建石笋桥桥梁，桥上石刻、石建筑、塔幢等被拆除。1998年，在古石笋桥上游建起了笋江(sǔnjiāng)大桥，顺利承接起石笋桥沟通南北两岸的“要(yào)道”功能。时至今日，古石笋桥仅存一两截残段，立于笋江粼粼的清波之上，兀自述说着这里(zhèlǐ)的辉煌往事。
泉人与蕃商(shāng)友谊见证物
“江树离离若可齐，江门之水下浯溪。诸峰返照潮声远(yuǎn)，万户沧洲(cāngzhōu)烟火低。来听渔歌鸥泛泛，去随秋色草萋萋。道人那得伤心恨，一任西山送日西。”这首诗(shī)出自明代晋江诗人庄一俊之手。诗中描绘的景色极富(jífù)画面感，又带有忧思绵远的感伤，让(ràng)人读来不免有些神驰天外。但可能很少人能猜到，这首诗描写的是泉州古桥顺济桥的秋景。
顺济桥遗址位于泉州古城南门(nánmén)德济门外，横跨晋江两岸，以近顺济宫（天后宫）而得名，又称浯渡桥、新桥等。该桥于南宋嘉定四年（1211）由泰宁状元(zhuàngyuán)、泉州郡守邹应龙主持建造(jiànzào)，沿用至20世纪。
顺济桥曾(céng)是出入泉州古城商业区的主要通道（泉州晚报资料图）
德济(déjì)门外的晋江属浯江段。这浯江并不简单，它“横贯二里许……其(qí)地下通两粤，上达江浙，实海国之冲衢，江城之险要也(yě)”。这里汇聚了(le)桃源、武荣诸山流(zhūshānliú)，一到(yīdào)下雨天，江水便会暴涨，“巨浪拍天”。古时要在(zài)这样的江面上建一座石桥，谈何容易！但邹应龙(zōuyīnglóng)及时(jíshí)汲取了宋代洛阳桥建造的成功经验，在“维桥之前，累石为堡，以临重渊(zhòngyuān)”，于河床内抛填块石和条石(tiáoshí)固定基础(jīchǔ)。造桥需要大量资金，邹应龙在建造顺济桥时，向蕃商(shāng)发出号召，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而蕃商也没有让邹知州失望，慷慨解囊，踊跃捐资，解决了顺济桥资金的燃眉之急。资金一到位，邹应龙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造好了顺济桥。顺济桥是以太守邹应龙主持、驻泉蕃商集资、泉州工匠打造的方式建设而成的，其本身就是泉州人与外国商人友好往来的见证。据资料显示(xiǎnshì)，古时顺济桥在桥北还特设段木梁吊桥，有警即吊起，以御敌寇。并筑有桥头堡，置戟门，昼开夜闭。南端桥堡上勒有“雄镇天南”四个大字。
顺济桥(shùnjìqiáo)(shùnjìqiáo)建成后历代多有修缮，泉州名人顾珀(gùpò)、何乔远、黄昌遇、怀荫布、萧汉杰等，皆曾为(wèi)之作《记》。嘉靖十四年（1535），在泉州知府王士俊修缮顺济桥后，顾珀为之撰《顺济桥碑记》称：“镇南门外有浯江。江，百溪汇也。江之横二里(èrlǐ)许，亘江之横虹跨于其上而石之，是为顺济桥。宋嘉定四年（1211），实始(shíshǐ)之……”清楚记述了顺济桥的始建时间。
明万历四十年（1612）夏，晋江县令陈宜苏捐俸倡修顺济桥，安溪名士詹仰宪(zhānyǎngxiàn)主修(zhǔxiū)，越年(yuènián)春竣工。何乔远作《重修浯渡桥记》记述此事。碑文称颂陈宜苏在修桥中“为之详计(xiángjì)”之功，另赞詹仰宪“居则布德惠人，动则舍力为公”。
清乾隆十五年（1750），顺济桥因水涨而桥断两道，第二年由泉州知府黄昌遇(huángchāngyù)主持修缮。乾隆十七年（1752），溪流湍激，该桥复圮，双孔通桥栅亭(tōngqiáozhàtíng)尽(jǐn)坍，黄昌遇于(yú)乾隆十八年(shíbānián)（1753）七月复修，第二年十二月竣工。此后，黄昌遇亲撰《重修顺济桥记》并勒于碑。
清乾隆(qīngqiánlóng)二十二年（1757），顺济桥复圮，泉州知府怀荫布与晋江知县干从濂，委托贡监生李保、柯廷锡大修；乾隆二十四年(èrshísìnián)（1759）八月告竣。怀荫布自撰《记》并(bìng)勒石，碑文称：“夫出险履夷，爱民之心也(yě)；兴废举坠，长民之责也。当日邹公俶造即有望于后人之缮修。今也费以(fèiyǐ)累千，迟以岁月，上下交励，绩用底成(dǐchéng)。继自今(jìzìjīn)官斯土者先事图维，因时葺治。俾往来如织之赤子，永免病涉之虞焉，是尤予所望于后人者也。”将修缮桥梁的意义，说得明明白白。
遗憾的是，以上四方重修碑皆已佚失(yìshī)，碑文散见于(sǎnjiànyú)清乾隆《泉州府志》、清道光《晋江县(jìnjiāngxiàn)志》等志书内。而今，顺济古桥也仅剩部分桥面和桥墩，在它的身畔早已屹立起顺济新桥。或许(huòxǔ)，人生如桥，碑如人生，有得必然也会有失。只是岁月沧海横流，总能留下某些痕迹。
刺桐港(gǎng)黄金岁月的标志
历代(lìdài)以来(yǐlái)，铺路修桥(xiūqiáo)被(bèi)普遍视为行善积德、功德无量的公益“众筹”事业。南宋僧人道询一生造桥200余座，其中数座还是古之名桥。景炎元年(1276)，他还被赐号“灵应大师”，其人生履历堪称传奇。
“宝塔亭路”碑与(yǔ)“普济桥渡”碑是道询建造普济桥渡的见证物
普济桥(pǔjìqiáo)渡，又(yòu)称浔尾桥、无尾桥，位于泉州后渚(zhǔ)港北侧（今丰泽区城东街道浔美社区一带）入海处的海上。普济桥渡的建造，是道询急民众之所急、解民众之所困精神的又一次体现。南宋(nánsòng)王象之在《舆地纪胜》称泉州“水路据(jù)七闽之会，梯航通九泽之重”。南宋绍兴(shàoxīng)年(nián)间（1131—1162），刺桐港“通互市于海外者，其国以十数”。海外贸易的激增，是泉州刺桐港迎来“黄金岁月”的标志，这也推动了(le)与港口配套的设施的建设。据文献载，南宋宝庆元(qìngyuán)年（1225）前后(qiánhòu)，后渚港番船云集，桥渡吞吐量有限，装卸货码头严重不足，造成(zàochéng)海上贸易的诸多不便。宝庆二年（1226）春，道询主持募捐建造普济桥渡，绍定三年（1230）夏竣工并投入使用，缓解了后渚港码头海上贸易装卸货的紧张状态。
所谓“桥渡”，即伸入海中的(de)码头(mǎtóu)。相传普济桥(pǔjìqiáo)渡长约(yuē)七八百米，石桥东侧古有一座航标塔。此桥专供海船装卸、交易货物使用。在现今浔美社区(shèqū)的青莲寺中，仍存(réngcún)两块石碑。一块正面碑额镌“普济桥渡”；另一块碑额镌刻“宝塔亭路”。碑刻内容记录僧人(sēngrén)道询主持建造普济桥渡和宝塔亭路时的捐款人及捐款额。“宝塔亭路”碑的碑文记载称：“宝庆丙戌（1226）季春始约，绍定庚寅（1230）孟夏圆成。主缘道询谨题。”这是道询建造普济桥渡的见证物。
在修建普济桥(qiáo)渡之后，道询又(yòu)相继建成了弥寿桥、清风桥、登瀛桥等桥。累累功绩，言之难尽。
“开闽文宗”吟啸之地(dì)
吟啸桥，俗称“隐龟桥”，位于(wèiyú)晋江市梅岭街道双沟社区内，其址在潘湖南(húnán)畔。该桥始建于唐，最初为木桥，据明万历(míngwànlì)《泉州府志(fǔzhì)》载，建造者为日映禅师（清乾隆(qīngqiánlóng)《泉州府志》记为日辉禅师）。后来刺史王延彬、余廷英相继修葺。宋咸平年间（998—1003），“邑人王养及僧行珍始为石桥”。
吟啸桥保存较好(hǎo)，仍可通行。
“吟啸”之名据说与“开闽文宗”欧阳詹(zhān)有关。《福建通志·卷8》载曰：“桥以欧阳詹尝游憩啸咏(xiàoyǒng)于此(cǐ)，故名。”相传欧阳詹少时读书龙头岭（位于吟啸桥西北的紫帽山侧），往来潘湖村(pānhúcūn)，必经此桥，常在桥上吟啸。
宋时(sòngshí)，吟啸桥是南北陆上交通要道。往北经御赐桥、新桥(xīnqiáo)入泉州城，再出城北洛阳桥，便(biàn)可通达福州；往南经古陵，过康店驿，可达漳、厦。
明人庄一俊曾作《咏吟啸桥》诗云：“欧子考盘处，潘湖(pānhú)是故村。偶寻山水迹，乘兴到(dào)桥门。逝者空怀古，鸥来欲断魂。平田野(tiányě)望阔，吾此驻黄昏。”
如今，在(zài)吟啸桥(yínxiàoqiáo)北立有一方(yīfāng)《重修吟啸桥记》碑。该碑由清代文林郎庄(lángzhuāng)文进撰文(zhuànwén)，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立。碑文记述乾隆三十二至三十八年（1767—1773）重修吟啸桥的经历，并录(bìnglù)有捐资人名百余。通过该碑可知，当时重修是由晋江司训李保首倡，他“料工召匠，指画成规，并捐金为倡”。倡修者还包括生员李瑚琏，同时有赴台湾垦荒致富的中宪大夫、乡绅吴洛捐资助修，该碑也(yě)成为晋江与台湾渊源研究(yánjiū)的实证。此外，碑文首段即对“吟啸”之名来历加以(jiāyǐ)阐述：“昔欧阳行周（欧阳詹）先生居潘湖，常乘小舟往来吟啸于烟浦之下，后人因以名其村(qícūn)与桥。桥以‘吟啸’名，志前贤旧迹也。”
传奇名将兑现儿时(érshí)心愿
濠溪桥(xīqiáo)，又名龙津桥、河市(héshì)桥，位于洛江区河市镇河市村、霞溪村之间，由僧人宗爽始建于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原系木梁桥，后(hòu)遭火毁；南宋绍兴(shàoxīng)年间（1131—1162）重建，名“濠溪桥”；嘉定六年(liùnián)（1213）杨炳又重建，改名龙津桥；明隆庆三年（1569），抗倭名将、都督俞大猷捐俸重修濠溪桥，将其建为石梁桥。古桥原为(yuánwèi)6墩7孔，其中有5个船形墩，每孔架上(shàng)石板梁5根(gēn)，每根石板梁重约(yuē)4.8吨。1959年，濠溪桥进行加固改造，使桥面整体抬高约1.68米。后来又进行第二次拓宽改造，在上游桥墩的轴线上架起7根辅助柱。
俞大猷(dàyóu)(yúdàyóu)出生于河市，重修濠溪(xī)桥是他情系桑梓的(de)一种表现。濠溪桥头的观音庙旁迄今仍存有明、清重修碑三通。其中一方是俞大猷亲撰的《重建濠溪桥碑》，该碑碑文记载了他重修濠溪桥的因缘故事：大猷9岁时，有一天随父亲(fùqīn)俞广赞到叔(shū)祖父家(jiā)探亲。路过濠溪桥头，看到始建(shǐjiàn)于宋的濠溪桥只剩下(shèngxià)孤零零的桥墩，溪上无梁木可行，行人只好蹚水涉险过河。一问，方知(fāngzhī)是几天前樵夫不小心将桥板烧毁了。大猷见此情形便立誓说等自己长大后，必要重建此桥，以利行走。人小志向大，俞大猷这番话获得父亲的鼓励，而他也悄然谨记于心(yúxīn)。隆庆年间，因抗倭扬名的俞大猷官封右(guānfēngyòu)都督，捐俸建造了濠溪石桥，既是安慰父亲在天之灵，也是了却儿时心愿，为家乡人民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该碑书体端庄凝重，结构严谨，是研究俞大猷及闽南桥梁历史的重要物证。
俞大猷为帅时(shí)，在福建与广东等(děng)地与戚继光联手抗倭(kàngwō)，曾(céng)大败倭寇于兴化城，又与倭寇战于广东的饶平、惠州、潮州一带，使倭寇一听“俞家军”至，闻风丧胆。时人将他与戚继光并称为“俞龙戚虎”，是流芳百世的抗倭英雄。他与濠溪桥的故事，为名将传奇再添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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