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探源丨佛寺映千年，莫尔寺遗址见证丝路文化交融

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中国化(zhōngguóhuà)，对丰富和繁荣中华文化影响(yǐngxiǎng)深远。近期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进一步实证并展示(zhǎnshì)了自汉至唐，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汲取中华文化营养、实现佛教中国化的发展(fāzhǎn)脉络。 这座古代(gǔdài)佛寺(fósì)历经千年岁月何以重焕光彩？重见天日的出土文物又讲述了古丝路上的哪些故事？ 双塔见证(jiànzhèng)千年佛寺变迁 莫尔寺遗址，位于新疆喀什市东北30多公里处莫尔村附近(fùjìn)一处洪积台地上。最(zuì)显眼的是两座土坯佛塔，一圆一方，遥遥望去，如两枚(liǎngméi)巨大印章盖在苍茫荒原上。 “莫尔”，在当地少数民族(shǎoshùmínzú)语言里是“烟囱”的(de)意思，当地老乡把耸立的佛塔当作烟囱，莫尔寺遗址由此得名。 这是新疆(xīnjiāng)喀什莫尔寺遗址复原模型全景图。新华社发（中央民族大学(zhōngyāngmínzúdàxué)供图）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yǔ)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莫尔寺(mòěrsì)遗址考古发掘领队肖小勇介绍，千年来虽饱受风雨侵蚀，但莫尔寺遗址诸多建筑坍塌后被冲下的(de)泥土持续包覆，得以保存至今。 自2019年开启考古项目以来，考古人员持续不断收获惊喜。“第一次去现场勘察，从地面上看感觉几乎没有多少工作的余地。”肖小勇回忆说(shuō)，当时除了一圆一方两座佛塔，地表仅能见到几处残墙痕迹和零星散布的陶片。但发掘不到半个(bàngè)月，第一座僧房出现，让(ràng)考古团队(tuánduì)看到希望(xīwàng)，“地下埋藏的东西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mòěrsì)遗址(yízhǐ)布局示意图。新华社发（中央民族大学供图） 6年间，在考古(kǎogǔ)人员手铲下，僧舍、回廊式佛殿(fódiàn)、长方形大佛殿、讲经堂、厨房、储物间、餐厅(cāntīng)等建筑(jiànzhù)纷纷浮出地面。共发掘4600平方米面积，发现遗迹包括18座单体建筑共计62个房间、2条阶梯式踏道，出土上万件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 “莫尔寺(mòěrsì)既有自身特色，也能在(zài)其中看出印度、犍陀罗、中亚、当地和中原等不同地方的元素。”肖小勇介绍。 新疆喀什(kāshí)，古称疏勒，地处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交汇处，各色文化艺术在此地融合(rónghé)荟萃。 肖小勇介绍，莫尔佛塔（圆塔）是高覆钵式土坯塔，采用犍陀罗传统(chuántǒng)的窣堵波(dǔbō)样式，作为莫尔寺遗址的标志性建筑，已经屹立了1800余年(yúnián)。相隔约60米(mǐ)，由5层塔身和大型台基(táijī)构成的方形实心土坯塔（方塔），台基边长39.36米，仅(jǐn)比位于河北的、东魏北齐时期邺城赵彭城佛寺遗址的佛塔台基边长小5米，规模接近皇家寺院等级。 这是新疆(xīnjiāng)喀什莫尔寺遗址（资料照片）。新华社发(f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一圆一方(yīfāng)，风格迥异，两座佛塔在漫长岁月中并肩依存千余年。 “公元(gōngyuán)1-3世纪(shìjì)，以圆塔为(wèi)中心，附近和旁侧非对称分布僧房，公元4世纪以后，遗址的礼拜中心变为塔、殿并重，最后(zuìhòu)向以具有中原建筑布局特征的长方形大佛殿(fódiàn)为中心转变，这一时期增修了佛殿、讲堂、厨房和方塔等(děng)。10世纪上半叶，寺院建筑被毁后废弃至今。”肖小勇介绍，从(cóng)这一寺院由汉到唐近千年的布局演变，可看出中华文化显著的包容性与佛教中国化进程，为研究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与互动提供重要考古学证据。 探索地面(dìmiàn)佛寺起源的实证 作为迄今发现我国最西部地区(dìqū)年代最早、延续时间长且发展演变清楚、保存较完整(jiàowánzhěng)的大型地面土建筑佛寺遗址，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填补了古疏勒佛教历史与考古研究的空白，实证新疆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bìngcún)的和谐格局，为追溯我国地面佛寺源头(yuántóu)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cáiliào)。 佛教诞生于印度(yìndù)，传入新疆的时间说法不一，主流观点是公元前1世纪左右，从于阗或疏勒(shūlè)传入。文献(wénxiàn)记载，西去求法的高僧，无论是法显、还是玄奘，都曾对疏勒万僧千佛的礼佛盛况发出赞叹，但受古今人类活动区域重合等因素影响，疏勒保存(bǎocún)下来的汉唐遗迹并不多，残存于游记、史书中的只言片语留给今人无尽(wújìn)遐想和遗憾。 因此，这座地处于西域四大(sìdà)佛教中心之一，由佛塔、佛殿和僧房等遗迹构成的大型、高等级佛教寺院遗址(yízhǐ)尤显珍贵。 一百多年(yìbǎiduōnián)前，该遗址因被(bèi)掠夺等原因，仅留下有限的文字和图片记录。此后，在我国第二、第三次全国(quánguó)文物普查中，遗址有了初步测绘等信息，但遗址范围、布局、建筑结构等关键问题仍不明确。 自2018年新疆考古(kǎogǔ)纳入国家文物局(guójiāwénwùjú)“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以来，莫尔寺遗址考古项目被列入“新疆多元宗教发展与中国化的(de)考古研究”课题，由中央民族大学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liánhé)开展发掘。 2019年7月，考古工作队员在新疆喀什(kāshí)莫尔寺遗址现场布置探方(tànfāng)。新华社发（中央民族大学供图） 在考古工作者(kǎogǔgōngzuòzhě)的手铲下，湮没史海千余年的疏勒佛教文化遗存(yícún)，再次回归人们的视野。 动物骨骼鉴定显示主要为羊、黄牛和马骨，印证(yìnzhèng)疏勒僧侣吃肉的记载；孢粉分析发现遗址有40余种植物种属；运用地球物理勘探(kāntàn)技术探测(tàncè)地下遗迹……多学科技术深度介入，让(ràng)考古发掘提取的信息更丰富，文献里干瘪的文字变得有血有肉。 “以往佛教何时(héshí)传入西域，大家都是从文献记载得出的认识，而莫尔寺考古(kǎogǔ)系列碳14数据结合遗迹遗物，提供了考古证据：在公元1世纪西域已存在佛寺建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wénwù)考古研究所所长李文瑛介绍(jièshào)。 古刹探源续写交融(jiāoróng)故事 对考古(kǎogǔ)专家而言(éryán)，以海量文物为线索，完成历史拼图，挖掘文化遗产背后的故事仍在继续。 在已出土的上万件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cánpiàn)中，有(yǒu)大量石膏佛像残块(cánkuài)，专家根据部分(bùfèn)残块分析，莫尔寺最高佛像可达4米；结合古籍记载，以及出土佛像特点(tèdiǎn)、开元通宝钱币、泥瓦、贴金佛像手指等综合分析，莫尔寺遗址长方形大佛殿很有可能与武则天时期在疏勒镇修建的大云寺有关联。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出土的(de)石膏佛面、手部残片（资料照片(zhàopiān)）。新华社发（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文献(wénxiàn)记载(jìzǎi)，武则天曾令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西域地区的安西四镇也都兴建，“疏勒亦有(yǒu)汉大云寺，有一汉僧住持，即是㟭州人士”。李文瑛介绍，莫尔寺遗址考古发现表明，唐朝时中央政权通过安西都护府(dōuhùfǔ)、北庭都护府有效管辖天山南北，为保障社会政治经济(zhèngzhìjīngjì)文化，当然也包括宗教稳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肖小勇认为，佛教公元前1世纪左右传入新疆后，在喀什地区形成一个佛教传播中心，并影响(yǐngxiǎng)到(dào)库车及更远的地方(dìfāng)，继而向中原地区传播，与当地文化形成交融互动格局。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专家有了更(gèng)多发现。 肖小勇认为，莫尔寺遗址附近在汉唐时期应为重要农耕区。此外，莫尔寺遗址南面有(yǒu)直线(zhíxiàn)距离(jùlí)约5.2公里的汗诺依古城(gǔchéng)遗址，东面直线距离10余公里有喀拉墩古城遗址，西面约30公里还有三仙洞石窟等，进一步说明(shuōmíng)莫尔寺遗址一带曾是当地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2024年11月拍摄的新疆喀什(kāshí)莫尔寺遗址小台地(táidì)北部建筑、排水沟遗迹。新华社发（中央民族大学供图） 2024年10月,《莫尔寺遗址文物保护规划(guīhuà)（2024-2035年）》获国家文物局批复，莫尔寺遗址面向公众开放已(yǐ)提上日程。 成功(chénggōng)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莫尔寺知名度日渐响亮，搭乘(dāchéng)南疆火车的(de)旅客，得知途经莫尔村附近时，总不忘透过车窗搜寻莫尔寺的身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军说，下一步将对(duì)莫尔寺遗址历史信息进行完整展示，全面、准确阐释其历史文化(wénhuà)价值，并整合周边文化资源，让(ràng)遗址拥有集文物保护、研究(yánjiū)、展示等为一体的(de)功能，成为深入推进文化润疆重要载体，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字(wénzì)记者：潘莹、张瑜 统筹：孙闻、李欢(lǐhuān)、郭昱、冯筱晴